一、
1996年3月22日，北京鼓楼方砖厂胡同的槐树刚冒芽。我蹬着二八大杠去中关村，车后座夹一张《电子游戏软件》，封面是一只溃烂的狗眼，标题血红——《生化危机》。
那天我没买到正版，只拿到一张印着“恶灵古堡”四个繁体字的黄色盗版盘，老板神秘兮兮：“这盘得用‘改机’PS，吓哭别找我。”
当晚，我把14寸牡丹彩电搬到炕头，插上刚攒半年压岁钱买的二手PS。随着那声“Sony Computer Entertainment”的logo音，我并不知道，自己即将推开一扇改变整个游戏史的木门——门后不是北京春寒，而是浣熊市森林的腥臭。
二、
游戏开始，S.T.A.R.S.阿尔法小队迫降。镜像像 B 级片一样粗糙，演员却一本正经。我选的是克里斯，原因很简单：他的寸头像《真实的谎言》里的施瓦辛格，让我觉得“爷们儿能扛”。
第一只僵尸回头的那一瞬，我头皮嗡地一声。它不是《西游记》里青面獠牙的妖怪，而是“人”，只是脸皮像被水泡过的窗纸，啪嗒掉一块。那一刻我真正理解了什么叫“恐怖谷”——后来才知这词，当时只觉得胃里中午吃的炸酱面在翻。
我下意识想跑，却发现操作像给自行车链子上锁：转身要按“上+叉”，举枪得先“R1”再“方块”，子弹只有15发。我手忙脚乱，僵尸却一步步把我逼到墙角。电视反光里，我的脸比僵尸还白。
三、
第二天，我把盘拿到学校后门，给“屯门三杰”——我们自封的恐怖游戏铁三角。阿豪有正版记忆卡，阿京有胆儿肥的胃，我负责攻略。三人挤在6平方米的小屋，关窗拉帘，PS风扇像哮喘老人。
我们轮流死。阿京被“回眸一笑”吓得把可乐喷屏幕上，阿豪在狗跳窗那段直接拔电源——“这狗真他妈开门杀！”我心疼进度，又偷偷重启。那天我们总结出一句“屯门黑话”：“看见门先别推，万一后面是狗，读档两行泪。”
三人说完，房间里的空气像被吉他弦拧紧。我们知道，真正的难关不是怪物，而是那些看似无厘头的设计逻辑：线索、道具背包、以及那张让人反复读错的植物学书。
四、
盗版盘没有说明书，我们靠“试错”解谜。洋馆大厅那架钢琴，阿豪拿手柄乱按，居然弹出《月光奏鸣曲》，暗门吱呀一声——我们仨愣了五秒，同时爆粗：“这都行！”
后来才知，卡普空故意把谜题做成“看似无厘头，其实有逻辑”：把植物学书翻到第42页，会发现“黄色+红色=紫色”的提示，于是我们把草药玩成了调色盘。那种“我比游戏聪明”的爽感，比考全班第一还膨胀。
五、
真正把我们按在地上摩擦的，是“暴君”。第一次遇见它，子弹只剩3发，我们决定“跑酷”。阿京操作克里斯绕柱子，嘴里配《西游记》片头曲：“刚擒住了几个妖——”下一秒，暴君一巴掌把他拍成番茄酱，屏幕血红“YOU DIED”。屋里瞬间安静，只剩PS读盘的“哒哒哒”，像心跳骤停。
我们三人面面相瞑，同时伸手去摸复位键，指尖都是汗。那一刻我明白：游戏可以把你自以为是的“英雄梦”撕得稀碎，再撒把盐。
六、
通关那天是立夏，胡同里卖冰棍的刚推车。我们打到凌晨四点，终于用火箭筒轰翻暴君，直升机旋翼声混着《End of the Beginning》的钢琴，阿豪默默递给我一根“北冰洋”，说：“干杯，S.T.A.R.S。”
汽水气儿冲鼻子，我眼眶突然发热——不是被剧情感动，而是意识到：原来游戏可以把“一起被吓尿”的友情，烧录成比记忆卡更持久的存档。
七、
后来我们各奔东西。阿豪去东京留学，捎回一张《生化危机》原版日版，说里面有一封给玩家的信：
“恐怖不是目的，而是让你更珍惜通关后的阳光。”
我把信贴在书桌，像贴一张护身符。
八、
再后来，我成了编辑，跑过E3、TGS，每次看见卡普空展台的新作，都会想起那扇被啃咬的木门。它其实只有64像素的贴图，却在我心里越放越大，变成一道门槛：
跨过去，是从“玩游戏”到“被游戏玩”的成人礼；跨回来，是把“吓哭”变成“笑谈”的乡愁。
九、
如今我给15岁的侄子安利《生化危机重制版》。他戴着AirPods，用4K电视吐槽：“舅舅，这僵尸AI好傻。”我笑笑，没告诉他：
傻的不是僵尸，是我们当年把全部胆量，押在一张会刮花的CD-ROM上。
十、
2025年，PS6都快来了。鼓楼胡同拆了又建，槐树还在。有时我夜班回家，路过当年买盘的“绿莲软件”，早已改成奶茶店。风一吹，卷门哗啦响，像当年那扇木门。
我停下来，耳机里随机到《Safe Haven》的钢琴。旋律一响，我下意识摸口袋——没有手柄，也没有记忆卡，却仿佛听见阿京在喊：“别怂，推门，万一后面是狗呢！”
我笑着摇头，走进夜色。
我知道，那扇门永远有人第一次推开；那声狗吠，也永远有人第一次听见。
而《生化危机》留给我们的最大遗产，不是丧尸、不是暴君、不是火箭筒，而是——
当你被生活逼到墙角，别忘了：
转身，举枪，
哪怕只剩一发子弹，
也要对恐惧说一句：
“抱歉，我是S.T.A.R.S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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